邬沧萍：遇到这个困难，我们养老怎么样用英文来表达，常常是无法表达。英文用尊敬老人，还可能对你生活上的供养，还有人说是你应该给他照顾，关照，料理。也有人说所有一些大酒店里面一脚踢，全包，包办，但是都没有一个很准确的。所以有些人翻养老叫俸养，有人翻为（00：00：42），有人翻对老帮助。但是我们养老这个字就盖过了尊老、敬老、养老、助老各个方面，也帮助精神慰藉，所以含义是非常深的。我很想用有中国特色养老中国词，但是翻译成英文就很难了，所以我赞成这个片，养老中国，但是英文怎么翻就很难了，中国人知道，但是外国人理解不了。

主持人：我听说你在接近花甲之年才开始搞老年学。

邬沧萍：对。

主持人：这个是不是跟你即将步入老年有关？

邬沧萍：有关，但是最主要的不是这个原因。我在搞老年学之前我是搞人口学的，我是老海龟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响应党的号召从美国回来参加革命的。所以跟两弹一新，钱学森、邓稼先这些很多我们的同学这个时候回来的。我原来在美国就很有兴趣研究人均国民收入，人均GDP，所以我就对人口有兴趣。所以因此，我原来是念经济学的，我很早就拿了MBA学位。我知道中国搞计划经济，连MBA回来工作都找不到，所以劝我的人说改行。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改行，学统计，也继续学经济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到要研究中国。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必须要研究的问题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教统计学，统计学里面有一门叫人口统计学，我赶上第一次人口普查，所以我对人口问题很有兴趣，也开始重视研究人口问题了。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，人口是一个重点，知识分子开始参加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，中国有六亿人口了，全国都轰动了，全世界才二十五亿人，那时候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很多知识分子、医生、包括党政领导，很多国家领导都认为中国人口还是太多了，要节制生育。所以1957年的时候控制人口，就被认为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动作。所以搞人口的人，比我年纪大一倍的人，在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搞人口，搞人口的人全被划成右派，全军覆没，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搞人口，我就搞统计学了。

到恢复联合国以后，中国不搞人口，中国要控制人口，中国当时是一面倒，跟苏联跑，苏联不认为要搞人口，苏联就取消了社会学、人口学、心理学，我们也跟着苏联在取笑了这几条，所以不能搞人口，所以我就没有从事人口的研究。到1957年反右以后，所有我们老一代搞人口的人都全部划成右派，所以就没有人敢搞。到1971年的时候，联合国赋予中国的合法席位，中国不搞的全世界搞，全世界把人口作为一个三个重大问题，三个P，第一个P是人口，第二个P贫困，第三个污染，环境问题，人口、贫困、污染是世界三大难题，国外搞得很热闹，要发展国家，政府要大力控制人口，全世界都公认了。我搞了人口以后，到硅谷搞的时候，到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同事给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，提出来要严格控制人口，我的建议就是一堆提倡，杜绝三个，不提倡、不鼓励、不限制、不禁止，有个人选择，我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主持人：针对你之前研究人口，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也是我国最早搞老龄化这个概念的，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老龄化的问题？

邬沧萍：我在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时候，我已经出国了八十多次，去了很多国家，我也知道发达国家已经有老龄化问题了。我们控制人口一定会带来老龄化的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人口老龄化，因为当时全世界对人口老龄化都持悲观态度，害怕将来老龄化以后劳动力不够，老龄化了以后经济受到影响，延缓经济。又有人认为老龄化，将来养老金很难维系，也有人认为这么多老人，将来谁来照顾这些老人，他认为老人，逢老必衰，逢老必病，因此笼罩着一个悲观的情绪。所以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开始重视研究老龄问题，我觉得中国一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，我就认为既然有控制人口，一定有老龄化，我们应该未雨绸缪，事先应该有准备。所以在八十年代，我就开始认为老年学是一门朝阳科学，老龄问题将来一定是中国受重视的。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很多人还批评我，甚至有人要批判我，但是我认为这个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，一定有老龄化，而且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养老问题，所以我就开始注意到宏观上怎样让老龄化不会影响中国将来的发展，不会退中国的后腿。第二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，我们怎样让所有的老年人过得好，但是又不影响到国家的发展，所以我就认为必须要研究老龄化和老年学。

主持人：你认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在哪一块？

邬沧萍：首先我认为是健康老龄化，现在我们定60岁为老年人，事实上很早就定了，过去定义60岁就衰老了，但是从现在科学的证明，一个人60岁还是很年轻的。联合国重新定义60到75岁还叫年轻老人，75到90岁才算老年人。所以这个老年人的定义已经到75岁了，93岁就算长寿老人了。所以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所有人的身体健康，实现一个健康的老龄化，我们不应该把老人作为是一个累赘，而且老人应该是很宝贵的资源，他的知识和经验，而且老年人积累的财富是我国发展的基础。因此我认为第一个健康老龄化应该实现健康，第二个把老年人作为一种资源，我们把老年人作为资源，老年人还是能够对社会有用的，老年人不是社会的累赘，而且健康老龄化是有病预防，而且长期卧床不起的应该压缩到最少，人数最少，时间最短。我93岁，我一点长寿基因都没有，我就是有一个健康生活的方式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保持运动，饮食平衡，心态平和，知足常乐。所以我认为一个人90岁很容易，我现在都能样样自理。

主持人：你是多大岁数退休的？

邬沧萍：80多岁才退休的，我是政协常委，我又是北京市的参事，所以我退休比较晚。我进了退休老年以后，退休以后，我从来都没有停止工作过，我还照样带博士生，我现在还在清华讲课，我在清华讲课讲了二十多年了，现在还在讲。去年还还讲，今年我还会讲，我估计我还能讲得了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认为只要有健康生活的方式，人应该不需要用很贵的药来维持。我只要吃点高血压药，我根本就没有因病住过院。所以我认为人是可以完全哪能做到的，只要做到健康生活方式，全社会都以预防为主，重视老有所依，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心情愉快，我认为还能工作。我退休以后出了六本书，我现在还在写书。我去年还得到北京市的二等奖，我还出了很多书，我还被评为“最美老有所为”人物。所以我认为搞了健康以后，第二条，我们国家底子薄，我们老年人大多数是贫困的，百分之六七十是属于贫困状况的，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，不能让贫困老年人这么贫困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分配不公上要公平、公正地分配，因为他们是历史上造成的贫困，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，很难改。所以我们要普及教育，让所有人都能够但是中等平均水平，真正达到小康社会。

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让一代一代地贫困下去，也要健康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维来做，积极应对老龄化最基本的是积极老龄化的理念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里面各个层次都有责任，养老是全社会、政府、社会、市场、社区、家庭、老年人都有责任，每个人首先不需要悲观，而且作为政府应该认识到老龄化的必然性，作为社会应该大力支持政府养老，让老年人保持健康，把老年人作为一种人力资源，我们在分配上要对老年人公平，不让他边缘化，应该分享社会发展成果，我们要提高国家的劳动生产率，发展生产。我们就能够腾出很多人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，能够从事养老科学研究，我们就能够让很多人来照顾老人，不至于没有人照顾养老。所以我认为积极应对老龄化，改革开放科技创新，我们完全是有可能的，应该持一个乐观的态度，不能悲观，悲观有什么用呢？但是我们能够应对得了，我相信我们国家完全能够做到，我们对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，我认为老龄化是可以应对，但是不能掉以轻心，必须认真对待，理论指导。要认识到养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，政府有责任，政府的责任就是发展生产，人口对养老重视，调整我们的分配，让老年人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。我们对社会企业应该把精力投到养老方面，让老年人得到满足，我们的社区应该积极关心老人，对家庭成员应该经常能够关心老年人，把承担责任，对老年人自己也应该提高独立性、自主性，应该提高自理能力，应该尽可能地为党的事业增加正能量，老年人完全可以做到，做好家庭工作，做好隔代教育，我们大有可为，老年人也可以参加政治活动。健康生活方式可以使生命延长，和提高自理能力，我不敢这么说。我不敢提出老有所为，因为我实践证明，我现在我的记忆力和视力差一点以外，我认为我的思维能力比以前更有创新，我现在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得更多了，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继续工作实际上并不影响你的功能，而且脑子的功能是越用越好，我们的器官总是用尽废退，不用的话就死了，用了以后，我觉得更灵活了。